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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篱 | 善与美的批评伦理及其价值旨归——读黄俊怡《善意与美的阐释》

更新时间:2025-11-11 作者:西篱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黄俊怡作为一位从粤西乡土走向现代都市的写作者与批评者,其文学路径始终伴随着对自我、传统与现代性的深刻思考。他的文学评论集《善意与美的阐释》收入对当下较为活跃的近50位诗人、作家、评论家作品的解读和分析,是他批评理念与精神追求的智慧结晶。其独特的书名,已然昭示了一种在当代文学批评场域中略显温柔的立场。在充斥着解构、祛魅、话语权力分析的时代,“善意”与“美”似乎等同于天真。然而,通览全书便会发现,黄俊怡的批评实践并非简单的怀旧或退守,而是构建了一种以“善意”为伦理基石、以“美”为美学旨归、以“阐释”为方法路径的,极具建设性与人文温度的批评范式,对当下文学批评生态具有建设性的贡献与启示。

一、 批评的伦理基石:“善意”作为一种批评哲学

“善意”是黄俊怡批评思想中最核心,也最具标识性的概念。它并非一种廉价的褒扬或无原则的宽容,而是源于其承续了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至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坚信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体验与生存困境。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批评亦然。

在《善意与美的阐释》的自序中,黄俊怡说:“以‘善意与美’的文学思想融入文本解读中,是我投入文本阐释的一次实践。” 在这个实践中,他的出发点是善,是试图去理解文字背后的作家的全部精神世界,是相信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都渴望通过美的形式与世界对话。

这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直接呼应了陈寅恪所倡导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的治学精神。能将史学方法移用于文学批评,就能悬置自身的价值预设并强调批评主体,就能深入文本肌理与创作语境,去体会作者的“用心”与“苦心”。例如,他分析郑小琼的诗歌,在众多批评家沉醉于郑小琼诗歌中铁的冷、痛和沉重时,他却发现她的一些诗歌,于现代性中蕴含古韵,在深沉中有静观,并接近于禅的意境。

这种“善意”的批评哲学,构建了批评家与作者、文本之间平等对话的“桥梁”,呼应了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强调文学作为一个“镜”与“灯”的结合体,既有反映现实的功能,更有照亮人心、表现内在世界的作用。因此,批评的“善意”体现在对文学本身自律性的尊重,以及对创作者艺术探索勇气的珍视上。

二、 批评的美学旨归:“美”作为价值衡鉴的核心

与“善意”相辅相成的,是黄俊怡对“美”的执着追求与坚定捍卫。在工具理性盛行、消费文化至上的今天,“美”作为一个批评标准似乎已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在《善意与美的阐释》中,“美”重新回到了批评视野的中心,成为黄俊怡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

他所言的“美”,并非唯美主义那种空洞、浮华的形式主义,而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后所焕发出的整体光辉。它既包含情感的深度、思想的锐度,也涵盖语言的精度、结构的巧度。他评论何述强的散文,在解读《时间之野》时发现“书中蕴含浩茫古朴的意境”,赞叹其通过外在“物象”凸显出内在“静”的力量,“静”与“本心”的内质共同构成了他倡导的传统精神价值的“美”。同时,黄俊怡的“美”也具有现代性的维度,所以他能在韦佐的诗歌中捕捉到显与藏、石头的坚硬与风的柔软等二元对立意象。

值得强调的是,黄俊怡的批评理念并非简单的道德主义或唯美主义,而是建立在对文学本质与批评功能的深刻理解之上。他的善意源于对文学创作艰辛的感同身受,他的美学追求则根植于对文学精神价值的坚定信念。这种对美的执着,不仅体现为一种审美判断,也是一种精神认同与价值追寻。这种批评理念使他的文字既具有情感的温暖,又不失思想的深度。

这种对“美”的坚守,使得黄俊怡的批评文字本身也成为一种美的创造。他的评论文章,逻辑清晰而沉稳大气,分析透彻而情感丰沛,具有学术性与文学性的恰当融合,实践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追求的“境界”说——批评文字也应有其自身的“境界”。

三、 批评的方法路径:“阐释”作为细读与对话的艺术

在方法论层面,黄俊怡的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融合的细读法”。他摒弃了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切割中国文本的“强制阐释”弊病,倡导一种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阐释策略。

首先,是精细入微的文本内部研究。黄俊怡深得英美新批评派“细读”方法的精髓,在分析林馥娜、黄金明、郭怀宽等诗人的作品时,他能够从一个看似平常的词语、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入手,揭示出文本深层的意蕴与张力,更将其置于诗人们整体的创作生涯与时代精神背景下,阐发出其更为宏大的象征意义。这种细读,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联系着语境,联系着包括上下文、创作背景、文学传统等的“语境化细读”。

其次,是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视野。黄俊怡的批评资源是多元的。他既能娴熟运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意境”“气韵”“虚实”等概念来品评当代作品,赋予古典理论以当代活力,也能借鉴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再到接受美学的“读者反应”理论。并在这些理论运用中寻找到最能切中文本肯綮的支点,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与批评的主体性。

最后,始终在场的“对话”意识,成为阐释特色。我知道黄俊怡其实和很多批评对象并不熟,也没打过交道。但他将分析作品的过程变为多维度的对话过程: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与文学传统对话,也与潜在的读者对话。这种品读、交流、商榷的姿态,消解了批评家的权威形象,营造了一种开放、平等的探讨氛围。他终究是受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阐释学”思想的影响,认为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视域融合”。批评家进入作品时,带着由自身的学识、经验、审美趣味组合的“前理解”,与文本的“视域”相遇、碰撞、融合,从而生发出新的、创造性的意义。因此,他的《善意与美的阐释》,其标题本身就可以解读为:通过秉持“善意”的“阐释”活动,使文本中内蕴的“美”得以彰显、丰富和流传。

四、思想体系的支撑:出入世之间的精神底色

要深入理解黄俊怡的文学批评,必须将其置于他整体的思想体系与精神追求中考察。我曾经大量阅读他的散文,并在我的文章《一个人内心里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揭示他内心的战争——在入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与超越。

这种精神挣扎直接塑造了他的批评品格。在我看来,他身处时代前沿、与时代并肩向前,常常独来独往,但那些简单勃发的情绪、成功的欲求、名利的攫取等让这个时代烦躁不安的东西,似乎也未曾撼动过他,他有清晰的认知和价值的坚守。这种精神定力使他的批评能够超越时流,保持独立的判断。

佛学思想为他的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他的散文集引述《华严经》的偈颂“犹如莲花不着水”,体现了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品格的向往。这部书所记载的,其实是他内心的革命史。旷日持久,这场战争的指向,终是要如莲花高洁出尘,如日月光明流转,不被外界的纷扰所染,不因世俗的喧嚣而停滞,面对各种诱惑而不迷失自己。

这种精神追求在《善意与美的阐释》中转化为批评的品格——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对文学本质的坚守。正如他在散文《修道者》中所写:“当别人对你的眼光还停留在昨日,你已不再回应,你在纸上淡淡地写下三个字:修道者。”这里的“修道者”,正是他对批评家身份的自我定位——在浮躁的时代里保持精神的清醒与独立。

无疑,在当下的批评语境中,黄俊怡的《善意与美的阐释》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建设性”向度。在解构主义浪潮过后,文学批评在完成了其“破”的使命后,迫切需要思考如何“立”。在我看来,批评不仅可以是发现问题的“诊断学”,也可以是滋养创作的“诗学”。黄俊怡的批评实践,他的思想、理念与方法,共同构筑了一个以人文关怀为精神内核、以审美感受为评价中心、以深度阐释为方法特征的批评体系。这个体系,需要扎实的文本功底、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温润而坚定的价值立场支撑。抵制虚无与工具理性,重新将文学拉回到对人性的探索与对美的创造的轨道上来,值得俊怡和所有批评家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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