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当DeepSeek横空出世时，我听到或看到大量用AI生成的音乐、诗歌、评论以及小视频，并将这些AI生成的诗歌与人类自身创作的诗歌相对比，分析人与机器的创作之间的区别。面对狂浪般涌来的AI作品，新质生产力所诞生的新技术让文学在传播、创造方面充满向外扩展的张力，它背后隐含着人类社会在未来会呈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将把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一个全新的时代将要开始。

二十多年前，当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它打开了文艺创作者的作品传播和知识获取的新途径，“在细小的网络背后有一座座无形的图书馆”，这是我第一次上网后最大的感受。网络时代让在流水线上打工的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文化平权后的红利。通过互联网，我可以迅速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了解文艺思潮、掌握文学动态；通过互联网实现文艺创作者之间平等而自由的交流，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通道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大众获得学习的机会不再受到局限。当时的我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语言和学历等障碍，便捷地获取诗歌知识，在工厂的机台上写下自己对工厂生活的感悟，分享在五金厂对铁的新认知与感受，把自己的诗歌发表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平台上，直接面对读者，跟同行与读者交流。这种交流让沉闷封闭的我迅速地打开文学创作的窗口，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诗歌与打工者的生活。

以人工智能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仅仅是一次信息的普惠与平权，它重塑了人与自我、世界之间的新型认知，开启了新大众文艺发展与繁荣的道路，拉近了大众与精英之间在获取知识和传播方面的距离。比如在温雄珍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她写烧烤摊生活的诗歌，也可以读到作为一个中国基层女性关注到巴以战争的诗歌，两种题材在一个中国基层生活的女性诗人笔下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平衡点，显示出一种共生共存的和谐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在以AI与网络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我看到的是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崛起。新质生产力正在书写我们普通大众的认知史，新技术让大家更加快速地缩短自身与世界的距离，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当新的技术加快了普通人在认知上的觉醒与自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用诗歌、小说、散文、视频、自媒体等方式表达自我的感受，它们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十几年前，我写作了一首《工业时代》的诗歌：“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比利时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在检测，俄罗斯被搬运工放入仓库，黑非洲/站于露天场的原料，智利的订单如它的国土/那样狭长，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旧，湘西话/更难听懂，福建的闽南话跟台湾人交谈/粤语的香港只是?？空?，如果我愿意/把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澳大利亚附近，伊拉克和美国紧靠着/以色列搬运到加勒比海众国中央/英国与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在这个工业时代，我每天忙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诗歌写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人如何在车间重构世界与自我的关系，我在许多国家朗诵过这首诗歌，跟他们分享在一个信息与技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中国女工的生存体验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于当下，在未来，我们这种紧密关系会进一步地加深。在抖音直播中，一个贵州山区的宝妈可以通过AI语音同步翻译与欧洲、西亚、南美的买家实现实时同步交流，她背后陈列的是来自中国工厂的箱包、铁锅和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买家可以在视频直播中挑选自己满意的产品。

当普通大众通过新质生产力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获取知识的宽度越来越广，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媒介发展实现了传统精英与普罗大众在发表与传播机会上的平权化，新媒体以近乎颠覆性的方式倒逼传统媒体重新界定文艺作品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凭借自身独特的经历和感悟创作出一大批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扎根于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比如快递工作者、烧烤摊的服务员、煤矿工人、清洁工人、流水线工人、建筑工地工人等这批新型文学创作者的作品中，我深刻感受到这批作品的在场性。他们不仅仅是身体的在场， 更是生活的在场、生存的在场，乃至精神与心灵的在场。这种“在场”的深度生存经验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具有人情烟火的现实在场感。读王瑛的作品，我读到的是一种在具体而真实的保洁工作生存状态下的身与心的在场感，而非旁观者式的，更不是那种在精妙得可以随时抽身而出的体验式或者采访式的“在场”。在她的作品中，既不忽视生活皱褶间的失意、焦虑与挣扎，也保持着对星空的渴望和生活本身的质感。对于新大众文艺中生活在基层的这个写作者群体，他们真诚地记录日常生活里微小的凡人生存切面，传递出最温情的烟火味。

（作者系《作品》杂志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