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振兴和繁荣，是在特定时代环境和文学语境中提出的新命题。我主要从乡村题材创作的历史、现状和创新需求等角度，谈谈对建构和推进新时代乡村文学叙事的认识。结合当前的情况，尤其是广东的乡村社会发展和文学创作实际，我认为，振兴和繁荣乡村叙事，关键在于对当下乡村要有新的现实认知和新的美学发现。具体来说，对新时代乡村特别是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在城乡一体化、全球与本土互动、人文与自然共生，以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等方面，所出现的新状况新态势新问题，尤其是社会变迁与人心人性的因应丕变等，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思考和形象塑造作出切实有效的认知判断和美学回应，有创造性地讲好乡村新故事，是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避免沦为因袭或应景之作的关键。

一、历史：乡村叙事的文学传统与美学模式

当下意义的乡村题材创作，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其历史因由与美学传统，容易被忽视，却不那么容易被绕开或穿越。从《诗经》《乐府》开始的乡土叙事的民歌传统，中经“诗圣”杜甫的“诗史”之作，直到《水浒传》等的小说家言，一方面保留着民间精神和野史传说的痕?；蛞偶?，一方面也带有官方正史“代言体”的“人设”烙印，经史的正典视角和子集的文人趣味其实不难窥见，也挥之不去。至于辗转于治乱之间的田园诗和山水诗，经陶潜、王维等的“专业创作”，其士夫趣味和隐秘诉求更跃然纸上。古代乡村叙事的正史情结和文人趣味，是中国文学“忧国忧民”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足在于乡村主体的缺席。

真正意义的乡村叙事起源于“五四”新文学对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思考?；诙韵质滴侍夂褪贝魈獾娜现?，中国现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主要以启蒙叙事与革命叙事两种现代性美学来塑造乡村主体，以达到从破到立“改造乡村”或“改造民间”的目的。鲁迅开辟的乡土批判是启蒙叙事或启蒙美学的正面或主流，其背面或支流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抒情。鲁迅们以启蒙理性与国民性批判为关键词讲述乡村故事，乡村往往被描绘成老中国的缩影和旧文化的渊薮，故事的结局或结论是农民和国民需去除奴性，脱胎换骨。乡村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由沈从文们以生命哲学和审美批判为逻辑主线娓娓道出，他们重在勾画乡土之魂和个体生命与自然之美，以审美现代性为城市化、工业化的欲望叙述纠偏补缺。百年回望，鲁迅与沈从文的乡村故事相映成趣，分明是启蒙叙事从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侧同农耕传统或愤怒或温婉的对话，只是他们故事中的主角如闻其声，却终于没有出场。

大幕拉开，农民作为主角或新人登场是革命美学政治正确的叙事要求。如果把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作为乡村叙事在解放区、十七年、“文革”至改革开放前各阶段的佼佼者，就不难看出故事讲述者或作家的身份和趣味已悄然改变。他们努力放下身段，不再是启蒙者和知识者，说他们是农民也不为过。讲故事的人和听众，叙述的语言和腔调、场所和氛围，尤其是故事的主人公、情节、母题和主题，一句话，叙述的形式、内容、动机、目的等不断融为一体。革命叙事把工农大众置于舞台中央的同时，也用革命美学和中共党史的历史伦理改造着大众和民间，尤其是乡村社会。从翻身解放到土改，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和革命叙事，奏响了乡村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的总背景下空前组织化和一体化的主旋律，却也不免淹没了个体的声音。革命美学背后的民间诉求，或民间美学的主体性建构，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课题。

二、现状：乡村叙事的众声喧哗与现实缺位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和实施。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冲击着既有的乡村格局和秩序，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松绑”，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使旧有体制的一体化被打破，个体自主性和民间社会的活力得到有效释放。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和社会的巨变，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眼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不再整齐划一。以高晓声、何士光、路遥、贾平凹、铁凝等为代表的乡村叙事，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背景上开始奏唱起改革文学的旋律。随之，乡村叙事的众声喧哗也渐次响起。寻根文学的文化审思、新历史小说的历史重构、新写实小说的现实写真，以及先锋文学的后先锋转向和新生代作家的乡村再书写，都以多元叙事美学讲述着基调与趣味各异的多声部乡村故事。同时，对当下乡村现实的认知和判断，也发生了剧烈的分歧。

如何对乡村现实进行有效判断和言说，是乡村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和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的前提。寻根文学的乡村叙事，强调通过与传统对话，探寻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韩少功阿城们对民族传统的守正出奇，让我们彷佛听到鲁迅沈从文乡土叙事的回响，这是对五四“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美学继承与反省。以《白鹿原》为收官之作的新历史主义叙事，突破了革命叙事的单一建构模式，从民间视角和欲望叙述切入乡村史和现代革命史，彰显革命与人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及其丰富性复杂性，为乡村和民族秘史的书写提供了民间本位的全新叙述方式。在新历史、新写实、先锋、后先锋文学中穿行的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苏童以至新生代的毕飞宇、徐则臣们，其乡村叙事逐步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欲望与信仰，甚至农村与非农的边界，也超越了启蒙叙事、革命叙事、民间叙事美学模式的简单对立，不断以一个个富于个性和想象力的乡村故事和人性寓言，为当代文学赢得广泛影响。莫言201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更将中国当代乡村叙事带进了高光时刻。

不过，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当下的乡村书写，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现象。比如作家更乐于把叙事的热情投向过去，包括民国和晚清，偏好从历史的长时段刻画乡村；比如对当代乡村故事的讲述，时常出现寓言化或魔幻荒诞的倾向，或偏于简略与抽象，乡村变得晦暗难明甚或异域化；又比如，对内地落后乡村的书写远胜于对沿海发达地区乡村现实的关注。一句话，当下现实的缺位或被选择性缺席，成为目前乡村题材创作的普遍现象。即便有近距离关注当下的作品出现，也往往容易引起争议，余华的长篇巨制《兄弟》和莫言的近作《天下太平》与《等待摩西》在评论界和读者中的遭遇就是如此。这表明对当下乡村现实和乡村书写进行有效判断和言说，并非易事。

三、展望：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创新需求与美学发现

乡村题材创作中的现实缺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还是作家对乡村新的现实经验的认知和新的美学发现，不仅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思辨穿透力，以及从美学上为现实赋形和寻找新的叙述方式的能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乡村社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乡村题材创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贵尝试和成功经验，当然也存在尚待突破的瓶颈。程贤章、吕雷、杨干华、余松岩等老一辈作家，以一系列改革题材的主旋律长篇小说，全方位呈现了广东农村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壮阔图景和丰富信息，在时代感和现实经验的认知和提炼上有突出优势，但在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新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美学品格方面尚有改进空间。这也是新时代广东乡村叙事需要创新突破的难点。在新的现实认知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美学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清理和讨论：

首先，如何理解新时代乡村的“新”，或如何对新的乡村现实进行有效认知？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新时代乡村的内涵，对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如城市化都市化对乡村的深度冲击，城乡一体化对乡村与城市的双向影响，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理念的提出，带来的城乡共生互补的全新经验。又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广东作为开放前沿、世界工厂和传统侨乡，同时拥有丰富多元的方言文化和地域文化，它的开放性和本土性为乡村和个体提供了新质。再如广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新移民文化、自然与环境保护等等对乡村人文生态的新建构……这些都是新时代乡村的“新”，也催生着乡村和乡村叙事中“新人”的成长。

其次，同内地或改革开放前期的乡村题材创作相比，广东当下的乡村叙事如何从审美发现和创作实践上回应新现实对文学提出的创新需求？这方面的敏锐探索其实已经开始。如展锋《终结于2005》的城市化叙事对乡村痛苦蜕变与浴火重生的书写，王十月《国家订单》等的全球化叙事对在蝴蝶效应的翅膀下摇晃的世界工厂和小人物的悲悯，郭小东近作《铜钵盂》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互动中展开的家族史与潮汕乡村史的巨幅画卷，陈崇正“半步村叙事”、黄金明“凤凰村叙事”和陈再见“湖村叙事”等从本土视角对在工业文明冲击下渐行渐远的岭南古老村庄的寓言化追寻，魏微、郑小琼、盛可以、盛慧等以外来视角呈现的内地与岭南之间的对话性乡村经验和底层与众生书写，都表现出当下广东乡村叙事富有张力和未来性的审美新特质。?

最后，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尤其是广东乡村叙事，怎样在新的现实认知和审美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作品的艺术与美学品格，并从整体上实现地方性经验的突破？这需要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比如，建立与中国现当代乡村叙事的经典模式和经典作品的对话关系，从启蒙叙事、革命叙事、民间叙事及其经典中发掘丰富的叙事资源和对话线索，在文学史链条中找准自己言说与对话的对象、方式和位置。比如，对当下乡村题材创作中新兴的多元与跨界叙事，如城市化叙事、全球化叙事、本土化叙事与个人化叙事等进行深耕细作，形成有自己独特问题意识和经验风格的叙事领域与叙事语言，以至叙事美学。当然还有“功夫在诗外”的世界眼光、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当代意识，等等。只有这样，乡村书写才有望突破地方性经验，发生更广泛更持续的影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新时代的乡村故事讲好，讲出趣味，讲出新意，讲出深意。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